冰点特稿第887期
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本报记者 黄昉苨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7月10日   12 版）
     父亲去世已经两个多月了，陈鹏军却总觉得爹还活在他身边的某个地方。

    只要打开电脑，点开散落在桌面上或文件夹中的某个视频，就能见到心中想念的熟悉身影——那瘦小的、衣着简朴、脸带笑意的父亲。在老家的土坯房里，他也许悠悠然地在院子里踱步，或是在屋里拉二胡，或在寿宴上，笑眯眯地看着儿孙们在院子里坐上四五桌。

    回想起来，父亲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我爱你”，他也从未对父亲表达过这样的感情。直到老人家罹患食道癌晚期住院之后，陈鹏军才第一次试着去拥抱他，希望能给老人鼓鼓劲儿。

    不过，在父亲去世前9年多的时间里，只要有空闲，这个中年人总是扛着摄像机回父亲家，把爹娘的一言一行都拍下来。

    父亲在村后的田里干农活，穿着一身灰不溜秋的旧衣裳，挥舞着锄头，偶尔停下来，挠挠灰白的头发，跟母亲说两句话——那是2004年，老人家身子骨还硬朗，挑着扁担下坡，腰挺得可直了。

    6年后，父亲头发明显白了，他坐在院子里捣鼓小轮子和木板，想做一辆木板车。一样是挠着头的老爸，若有所思，脖子上已经是褶皱分明。

    今年正月里，父亲最后一次拉起二胡。躺在床上的老人，脸颊微微地凹下去，瘦骨嶙峋的手上贴着输液留下的胶布，脸上却满是笑容。

    对开影楼的陈鹏军而言，这些画面拍得并不够专业。这些年来，他扛着摄像机，光是捕捉些零碎的家庭画面，镜头有时还摇摇晃晃的。但这段不知主题为啥、不知如何结尾的拍摄，也是摄影师陈鹏军最重要的作品：在他的镜头前，父亲渐渐老去，直至远离。

    到父亲真的走了，陈鹏军才明白，一场父子间的告别，10年也还是不够的。

    父亲去世一个月后，他整理了电脑中的影像，剪辑出一个5分28秒的视频，配上老人生前最喜欢的歌曲《我的父亲和母亲》，发到了网上的“嵩县吧”，进而传播到全国各地。很多网友给他留言说，看到这视频，想起自己在老家的父母，“心里酸酸的”。各地媒体“拦都拦不住地”跑去采访他，他的故事不止一次上了中央台的新闻节目。

    但这一切对陈鹏军来说都不重要。在今年5月26日早晨开始琢磨把哪些关于父亲的片段凑到一起时，这个47岁的河南汉子只意识到了一点：自己再也没处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了。

    镜头与童年

    外人要到达洛阳市嵩县的车村镇并不容易。长途汽车清早从洛阳城出发，驶上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到嵩县已经是中午，但车村还在一百多公里以外。汽车时而绕着山蜿蜒而行，时而沿着高高的公路桥从一个山头快速驶向另一个。雾霭萦绕天际，迷雾后青翠的山峦一重接着一重，似乎完全没有尽头。

    陈鹏军的父亲陈芸，一辈子都生活在这层层的山峦中。小时候，陈鹏军常常被父亲架在脖子上，跟着他翻山越岭上班去。爷俩饿了就吃母亲用玉米面和野菜做的窝窝头，渴了就喝山脚下的溪水。如今想起来，陈鹏军会懊悔当初不懂事：听父亲说声“我不饿”，自己就毫不客气地把干粮都吃了。

    2004年，也是沿着这样蜿蜒的山路，陈鹏军抱着一台沉甸甸的摄像机回到了车村。

    那是一台进口品牌的银灰色标清摄像机，画质“能赶得上县城的小电视台”，车村街上买不到这样的摄像机，县城里也买不到。他乘着长途汽车去郑州，从那里的专卖店里取回了这台专门从上海订来的机器。

    如果不是前一年父亲被误诊为骨癌，在镇上开设婚纱摄影店、生意正忙的陈鹏军可能不会冒出念头，就为了“清清楚楚地”拍下父母的日常生活，借钱去买这样一台摄像机。

    他刚跟父亲去商量这事儿的时候，老人家也满是不愿意：“为啥要给我拍录像？”

    “拍了录像可以放着看啊。”

    “你不拍，我也好好地在这里，这不一样能看？”

    父亲不知道曾被误诊为癌症，却也看得出儿子在想啥。当年，一听到医生说出“骨癌”这个词，陈鹏军就懵了：快满40的他刚刚才意识到，年过古稀的父亲，随时都可能离开。“我真怕，要是有一天，我爸离去了，咋办？”

    哪怕父亲不赞成，他还是下了决心开始自己的拍摄。买回摄像机的第二天，陈鹏军就扛着它回到了父母家里。

    这些近10年前的事情，如今回想起来，还是清晰得跟昨天刚刚发生一样。那天，二老正在村后的田里干活。陈鹏军想试试新机器，他刚扛起这个大家伙，手就不由自主晃悠了起来。摇摇晃晃的镜头对准在干农活的老爸，老爷子的动作也不自觉僵硬起来，讲话都不在平常的调上。镜头前几步路一走，陈鹏军都快笑出来了。他把机器一关，对父亲说：“爹，您老就当我不存在就成啦，该干啥就干啥。”

    重拍的时候，儿子的手还是晃悠，父亲却学会了不看镜头。这段拍摄于2004年2月、微微晃悠的画面被陈鹏军放在了视频的最前面。从那天起，陈鹏军就多了一种新的和爹相处的方式。

    说起来，陈鹏军第一次见到相机和镜头，就是因为父亲。那时候陈鹏军才4岁，有天正跟村里的孩子一块儿在一棵大榆树下玩，二姐跑过来说：“快回家，爹要给咱照相啦！”

    他问姐姐：“啥叫照相？”

    跟着二姐一跨进院子，陈鹏军就见窗上钉上了一块娘织的靛蓝色粗布，爹在前面摆弄着一个黑色的方匣子，方匣子上有一上一下两个圆圈。跟着父亲的指挥，姐弟俩在蓝布前坐着，姐姐一手搭在弟弟肩上，父亲按下了快门。

    “我还在愣愣地看着镜头，心想照相是咋回事呀？”

    10多年后，少年陈鹏军在父亲工作的嵩县文化馆里又见到了一模一样的方匣子。他问爹：“小时候你第一次给我照相，用的就是这样的相机，是不是？”

    陈芸很惊讶：“就是这种120相机，你居然还记得？”

    “我姐姐还大我两岁，她一点也不记得这事儿了。可我就记得清清楚楚，大概是和镜头有缘。”陈鹏军回忆说。

    那时候，是陈芸记录着儿子的成长。而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儿子扛着摄像机，一路零零碎碎地记录下了他的生活。

    逐渐地，逢年过节，全家人都适应了院子里多出来一个扛着摄像机的身影。大多数时候，老父亲把摄像机视若空气，他闲不住，总在院子里忙这忙那，修修补补。偶尔回头跟老伴儿说话，目光瞥过蹲在脚边正摆弄摄像机的儿子，流露出几分“这孩子在捣鼓啥呀”的困惑。

    父亲过世以后，陈鹏军在家翻箱倒柜，找出了18盒小录影带和20G的记忆卡，一边看，一边哭：里面满满的都是父亲。

    影像与文章

    父亲去世的这两个多月来，陈鹏军把自己拍过的录像看了又看，只觉得到处都是不足。

    要是当时跟老爸多讲讲话，现在看片子能听到和老爷子的对话多好？

    要是刚开始爹在地里干农活时那些奇奇怪怪的动作没有擦掉重拍，现在看起来该是多有意思？

    要是当初好好想想，定好了要拍父亲的哪些镜头，然后一个个去拍上了，今天可能也就没这么多遗憾了吧？

    父亲生前，隔三岔五就骑着电动自行车，带上母亲在自家地里种的蔬菜，挨家挨户地送给住在附近的6个儿女。到80岁的时候，父亲还常常骑着自行车出门，母亲坐在车后座上，老两口谁也离不开谁。

    那些年，陈鹏军总想着，下回要拍拍父亲沿着车村街一路过来、带着两兜水灵灵的新鲜蔬菜的样子。可是时光倏忽这么一溜过去，他到底还是来不及拍下这些心里最怀念的镜头。

    为什么这最家常的一幕却没能留下来呢？“也许是因为一直都忙？”陈鹏军想了想，停顿数秒后又断然否认，“压根不是忙的问题……”

    以父母为主角的视频拍得越多，陈鹏军就越后悔自己文化少，明明心里满是对父亲的感情，可一点儿也表达不出来。憋急了，他在纸上写出了很宏大的句子：“每次看到视频中的您，总能感觉到您还活着，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您的一生是那样的勤劳朴实慈祥和伟大，老爸呀，我想您！”

    他是真的老想起自己小时候。父亲背着他，翻山越岭，去离家六七十里外的村子里上班。他坐在父亲肩头，晃晃悠悠，时不时就见老爸从随身的布袋子里揪出一小块窝窝头，递到头上来给自己吃。

    六七岁的时候，陈鹏军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好几天都在村里自称是潘冬子，还从厨房里拿个馒头顶着当军帽，跟小伙伴大打一通。父亲见了，虎着脸问他：“能别糟蹋粮食不？”

    几天后，屋里多了一顶红军帽，那是父亲做的，不光是灰布做的帽子，还有一颗从笔记本塑料封面上剪下来的红星。有了老爸的鼎力相助，陈鹏军在村子里的一帮小捣蛋鬼里，就“恁跩了”。

    这些关怀，他没法拍出来。他能捕捉到的画面，往往是父亲在自家院子里忙忙碌碌。在那个用土坯墙围出的十米见方的院子里，种了几排自留地、放着若干盆景，都是父亲摆弄出来的。父亲是他见过的最聪明手巧的人。平常左邻右舍有个什么坏了破了的家具电器，父亲都能修补；还写得一笔好书法，懂美工，擅乐器，一手二胡如泣如诉。

    平时在父亲家吃晚饭，父子俩总有说不完的话。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年过80的陈芸听说影楼里缺拍古装照时使用的古筝，坚持着非要帮儿子做一架。

    “您还懂这个？可别操劳坏了身子。”陈鹏军有点犹豫。

    “一架古筝得2000多块吧？费那个钱干嘛，我会做。你只管把琴弦买来就是了。”

    两个多月后，爹真的给了他一架古筝。在儿子惊讶的目光中，他亲手弹奏了一曲，笑着说，“乐理都是一通百通的”。镜头里，他认认真真地在这把道具古筝上描出小篆体的“琴韵古筝”几个字，还在旁边画上两枚印章。

    那两年，老人家已经习惯了他的拍摄，逐渐地视镜头为无物。但儿子却开始觉得，镜头有时候并不足以表达出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他有时想，要是自己能写出个啥“父爱如山”这一类的文章就好了。

    “我心里是真的能感觉到父亲那种爱，真是比山还要重，比海还要深。唉，这种感觉，我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他挥着手无奈地说。

    他通过网络认识了在县城司法局工作的“七峰秋庙”，还认真向人家请教过：“我不会舞文弄墨，你是文化人，能不能帮我写写？”那时候，陈鹏军拍摄父亲的录像带，加起来就已经有60多个小时了。

    “七峰秋庙”二话不说答应了。他回忆，当时听说了陈鹏军给老父亲拍录像的事儿，特别感动。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去世后，家人竟怎么也找不出一张满意的相片来。

    但这些约定都没来得及实施，看起来富余的时间，到头来一眨眼就过去了。“七峰秋庙”真正看见这些画面，还是今年5月27日。那天凌晨，陈鹏军在嵩县吧里上传了用整整一天剪辑完成的视频《我的父亲和母亲》。“七峰秋庙”看得都流泪了：“我苍白的几句话怎能描绘陈老伯勤劳的一生？”

    如今，陈芸长眠在老家院子后面的玉米地里。贴吧里熟识的网友曾特意去陈老伯的坟前鞠躬。

    那天下午，陈鹏军与兄弟们一言不发在已长满青草的坟头站成半圈，被视频吸引而来的几拨记者三三两两谈论着如何拍摄、采访网友。某个时刻，不知是谁带着哭腔喊了一声：“爹，我们来看你了！”一时天地间突然安静，只余风吹过玉米田的作响。

    回忆与追悔

    扛起摄像机后，陈鹏军留下了许多与父亲有关的生活画面。大哥家修鸡舍的时候，爹在院子里劈砖头；二哥家需要小板车，父亲就找来俩小车轮，乒乒乓乓地把车轱辘锯短了再接上。干活间隙他喝水，一仰头，脖子瘦骨嶙峋——这是老父亲被确诊食道癌晚期前不到两年时留下的影像。

    还有更多一家欢聚的时光。逢年过节，孙子孙女们都回到爷爷家一起吃饭。小孩子们嘻嘻哈哈闹成一团，有的手上抱着小花狗，眼睛眯成月牙；有的嘴角还沾着奶油，稚嫩的眼神好奇地瞪着镜头。老父亲往往在旁边微笑地看着，西斜的阳光打在他脸上，暖暖的。这种时候，陈鹏军常常用视频线把刚拍下来的画面连上电视机播放，全家人一起看着，边聊边笑。
    他注意到，父亲也喜欢看这视频，尤其喜欢看孩子们的镜头。
    10年里，老人家常常陪着孙子孙女一块儿玩，也往往在妻子揉面做饭的时候，在旁边帮着生火。不同的年份里，他时常一个人在屋里拉二胡，拉着拉着，皱纹一年比一年多，人一年比一年瘦。

    每一次，陈鹏军拍了关于父亲的视频，迈出小院时，总是祈祷似地想着：“老爸，我下次还要来给你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