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
从线装书里走出的现代老师
黄昉苨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7月31日   10 版）

    认识台湾大学的教授周志文多年，我们见面的场景总是差不多，他聊，我听。

    他的肚子里不知藏了多少学问，多少人的故事，哪怕是浮光掠影的片段，也总意味深长。他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各地的口音，嬉笑怒骂，自由挥洒，他老人家与他口中的许多人，总让我想起古书里描绘的种种名士。 

    记得第一次见面时，面相严肃的老者就像欢迎远道而来的友人一样，极其自然地给我这没见过世面的傻学生泡了一杯他从台湾带来的洞顶乌龙。老人温厚、斯文、庄重，就像刚从一本笔画饱满的线装书里走出来，我一下就被镇住了。

    后来我才知道，周志文早年过得困窘而又多磨难，而他娓娓道来，一个逝去的时代就在我眼前缓缓铺开了。

    还记得周老师说孟子是个“有脾气”的人，“常常会动肝火”，几句话一说就会与人“杠上”；到八十好几了，还斗志昂扬：“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哎，真真是个不乞怜诸侯，不依赖他人的英雄汉子。

    此前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聊天，时不时一大段古文的经典就倾泻过来，情感饱满，中气十足，画龙点睛。我只能记下个大概读音，回家忙不迭地翻书查找。 

    老师说得兴起，并不知道我心里的惊叹。高中时脑子里记得牢牢的一堆诸如“思想家”“文学家”之类的“文学常识”轰隆隆地在他的叙述中倒塌了，而许多无心熟记的字句与历史突然都有了不一样的风貌。那些苦哈哈从课本上一个个字嵌进脑海中的语句，瞬间活灵活现地跳起舞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是多美的句子。对曾经想当然觉得“傻人做憨事”的东林学人，也一下子能看到他们刚强血性了：那是一门师友在为着自己心中的至高理想而朝向最高权力的抗争，从前一味觉得“迂”，恐怕因为那份对世事、学问的纯粹决绝，在我们这一代闻所未闻。

    而周老师是见识过的。少年时他去台大蹭课，选了一个名叫“殷福生”的人教授的“理则学”课程。老师是一个头发斑白的中年小个子，上课时常常迟到早退，也许因为身体不好，讲话声音也不大。课堂上的学生填的满坑满谷，坐在后面几乎听不清台上讲什么。但是有一天，教室前排不知为什么安静了下来，只见小个子老师高举着罗素的《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奋力地说：“要学他做个学术界的汉子！”    

    周志文也是后来才知道，那位老师常常迟到早退，是因为要应对台湾警方不时的约谈。殷福生有个更广为人知的笔名叫“殷海光”。不久之后，他就在软禁中病死了。 

    突然之间，我能够将书中人都看成与我们一样经历凡间苦乐的“人”了。古人读过的书我们都能看见，他们走过的路，在我们长辈的身上也偶尔能觅得其踪。人世间的命运变迁，飘零唏嘘，有多少早已写在典籍之中。而在听到周老师的讲述之前，这一切于我不过是书上没有活力的名词而已。 

    一场对他的采访下来，还在读大学的我觉得耳目一新，很快整理出了一篇对话体的访谈交了上去。不料下个学期在校园里再遇到周老师，是他读了稿子后想找我，说他很感动，还问我可有最新的“作品”。他还叮嘱我说，好好珍惜自己的天赋，空闲时可与他讨论最近在读的书。我似懂非懂地答应了。

    一个好的老师可以怎样改变学生的一生？我有时会理解金庸小说里写的大侠洪七公，只消随便指点一个人三天，那人的武功就会突飞猛进。这大概就是“开窍”了，跟郭靖黄蓉那些真正的徒儿是不好比的，与真正的高手也差得远呢，但对于路人甲乙丙丁本身，却是脱胎换骨。

    我在学问上没什么突破，只一味喜欢听周老师聊天。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听周老师品评清茶的多重滋味、书法的磅礴之美，古典音乐的激昂慷慨，讲述学问背后人类对文明与高贵的追求，乃至闲话前辈学人的那些事儿，我也好像开了窍一样，回不去原来闭塞不灵的状态了。

    他曾与我们说起许多老一辈的师长。学校里有一些倔得要命的老先生，自己都会五六门外语，可是看见白话文就光火，听到有人不称呼先生们的表字就摇头，路过文学院院长的办公室，必定要吐口痰，骂一声“王八蛋”；还有个老头，听系主任对学生说“各位同学们……”，就开骂，合着“同学”是要对同辈的人说的，“学生”才是正解。想想他们眼中的校园，该是如何斯文扫地。

    那时我听着这些轶事，只觉得大开眼界，满是“校园中能包容这样个性”的新奇。但有一日——也许是读着周老师的散文集时，品味出其他的滋味。哪怕在高校的中文系中，这些老先生也已是边缘人物，他们满腹学问，满腹牢骚，并不怎么待见他人，而世界也并不怎么待见他们。

    因为他们是师长而仰视，或是因为他们的个性与边缘而不以为意，也许都是容易的，但是疏离了这一切远远地看着，多么荒诞而忧伤的人事啊。在社会边缘不惹人注意处，有多少这样光怪陆离的命运呢？

    合上书，我想起了中学时总对我恨铁不成钢的数学老师。每次发考卷总要按着名次排列让学生一一上台领，哪怕作业全对也要我对着“一点不像女孩子整洁”的卷面反省。这样的严格并未能让我发奋，却让我对数学充满了恐惧与厌恶。叛逆，让我与学校的距离越来越远。 

    而那一刻，我终于能跳出自己的悲伤去看这段经历。老师是一位军嫂，总是严格苛刻地要求着自己，相信羞辱能刺激人奋发，习惯于抹去学生身上的棱角。在中考最后的阶段，她带着心脏监护仪来给我们上课，豁出命地想要带出高分。如果在初中时发生的这些对我而言是种悲剧的话，那也并非是她带给我的悲剧。  

    “不经历过那些荒诞不经、或是苦涩得不能下咽的岁月，谁能轻易成长呢？”大学即将毕业的我，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了自己的感受。现在回望，也许更该庆幸。周老师可能现在都不知道，他当初对一个素不相识的笨学生的几句赞许，让我从青少年时灰暗的阴霾中最终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