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昉苨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4月02日   
    北京没有一点约翰·范德沃特在阿姆斯特丹所想象的“中国特色”。这座城市令他激动不已，但给他的第一印象是黯淡无光。这里的冬日天干物燥，空气中弥漫着仿佛是从烧煤的炉子里蹿出来的烟味，天灰蒙蒙，街道灰扑扑，树木也都光秃秃的，建筑物与人的衣着同样像是蒙着一层扫不去的灰色。

    他骑着自行车迷失在传统的胡同里，在本应是公园的地方，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这个学建筑的荷兰人看在眼里，觉得实在难以赞成。

    然而10多年之后，他也成了中国现实的一部分。

    上世纪90年代末，刚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系毕业时，范德沃特曾经花了100天时间，对世界上最大的26个都市进行考察。在他所游览的国家中，就数中国与欧洲的差异最大。但后来为了应对工作困境，他在2004年告别阿姆斯特丹的合作伙伴，开始了在中国的职业生涯。

    如今，范德沃特已经是在中国设计最多项目的荷兰建筑师。他把在中国这些年的十几本工作笔记集结成书，于是又成了荷兰最年轻的出版传记著作的建筑师。书的英文版出版时，欧洲建筑界感受到了震撼。有人说，这本书足以颠覆自己对中国建筑的认知；有人感到遗憾，“约翰服从于中国人的期望和要求，而不是他自己的抱负”；而更多的人在问：他怎么能在中国完成那么多作品？

    如果你认为在中国取得成功，对一个外国人而言很容易，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抵达北京之前，与许多外国建筑师一样，范德沃特脑海中的中国，是“建筑师的游戏场，你能在这儿设计最美妙绝伦的作品，几乎想设计什么都能很快完成”。

    而实情几乎完全不是如此。

    抵华10年，当范德沃特想对世界讲述一个西方人如何在中国探索建筑设计的故事时，他告诉别人的是一句来自中国邻居的忠告：“你改变不了中国，中国会改变你。”

    外国月亮，我们一起建高楼大厦吧

    范德沃特在中国的工作，是在一个相当有名的建筑学院的地下室里开始的。他被朋友介绍到这里来，对方想找他解决的难题是，他们曾“打算”跟一家“著名的”加拿大公司合作设计某项目，如今该项目的介绍会就要开了，必须得有一位加拿大建筑师出席。

    所以……范德沃特发现对方带着询问的眼光盯着自己。

    这是一个为北京奥运会准备的大项目，包括4个体育馆，总面积为120万平方米。范德沃特从来没有设计过这么大的项目，在欧洲，他们事务所的著名作品包括一个观光塔、“森林博物馆”里的斜行环路，或是为米兰双年展设计的门和栅栏。

    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第二天介绍会上的外国专家。只不过，“为了节省翻译的时间”，中方教授亲自讲解了整个项目，让人完全看不出坐镇的“加拿大建筑师”当天才刚见到图纸。如果有什么能让这场讲解显得更奇特的话，就是这个团队临入场才沮丧地发现他们的模型上压根儿没有设置车行入口。

    那又怎样呢，没人对作品提问。范德沃特一声没出，凭着金发碧眼的面孔在会场上坐了一个多小时，圆满完成使命。

    他问对方为什么选中自己，结果学到了一句中国俗语：“因为外国的月亮格外圆。”

    现在，在一屋子中国人中间工作的范德沃特已经能理解自己当初的“幼稚”。他的办公室坐落在北京北二环附近的一间写字楼里，中心是一张橘红色的大办公桌，墙上则贴着他设计的大楼，也是橘红色的——他的作品已经遍布中国的各大省份，其中包括三亚南海边的度假村、上海南京路上的高级酒店、IBM的中国研发中心以及北京西单的老佛爷商场。

    而在办公室窗外，是另一个灰扑扑的北京，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体育馆，以及更早期的五层居民楼，都被锁在了雾霾中。

    尽管如此，范德沃特喜欢这个城市：“在中国工作对我最大的改变是，‘对’和‘错’在我心里没有那么分明了。”

    2004年10月，几乎从踏出首都机场的第一步开始，他的“三观”就遭遇各种粉碎。到公司的第一天，范德沃特抱怨自己的办公室被安排在走廊尽头的玻璃房，这样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被进来的每个人看见。但他的中国合作伙伴笑了：“对啊，这样每个人才能看得到国宝！”

    所有人都哄堂大笑，唯独范德沃特没想明白这话的笑点在哪儿。

    他即将投入的是一个与欧洲全然不同的世界。

    在豆瓣网《你改变不了中国，中国改变你》的读书网页上，唯一一位写下长篇评论的网友，对这种环境的差异显然深有感触。他回忆自己在建筑学院接受的教育：“入学第一天，院长就告诉我们，建筑，在中国是服务行业……还有清华院长说的，‘你们不要以为国家很需要你们，比起建筑师，国家更需要一级焊工’。”

    这位网友把范德沃特在书中提到的这两句话放在了书评的最前面：

    “在中国，速度就是一切。”

    “中国的建设速度和‘混凝土变干’或‘成立公司’的速度一样快。”

    这都是中国同事送给荷兰建筑师范德沃特的忠告，而他本人接受的教育与此迥异。

    “荷兰的建筑公司喜欢吹嘘自己的远见。”范德沃特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建筑师基于自律的立场，有时甚至是对社会负责的立场开始工作，并且这种观念尽可能以立场鲜明的方式进行诠释。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远见’对客户而言就是一种专业的誓言。”优秀的欧洲建筑公司，在作品的设计质量与客户的个人喜好之间，会坚定地维护前者。

    1999年，范德沃特拥有“优秀毕业生”荣誉从大学毕业，与几位同学一起创建了“NEXT建筑师事务所”。他们共同策划的毕业研究“大都市图像”项目，为范德沃特的两位合作伙伴赢得了荷兰为设计颁发的最高奖项。

    尽管奖项颇多，因为缺乏设计成规模项目的经验，事务所始终接不到重要的委托。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人朝他伸出了橄榄枝。本世纪初，“大都市图像”项目在北京清华大学与上海同济大学展览，范德沃特为此来中国出了一趟差。

    这时的中国，与他几年前第一次来时已颇为不同，很容易能嗅到一种蓬勃发展的气息——在中国10天，他唱了8次卡拉OK，参加了9个饭局，有11家公司对与NEXT合作表示了兴趣。

    虽然范德沃特拿得出手的展示都是小项目，但中国公司还是充满了热情：“我们可以一起建高楼大厦！”

    2004年，一封邮件出现在范德沃特的电子邮箱里。发信人的姓名是欧洲电脑系统无法显示的乱码，但标题是清晰明了的英文：你对北京奥运会的项目感兴趣吗？

    “约翰啊，你应该多读读孔子的著作”

    “在中国工作，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几乎不假思索，范德沃特脱口而出：“一切皆有可能，但一切都不容易。”随后，他和会议室里的中国人都笑了。

    刚到中国没两年时，范德沃特曾发现“笑在中国有着很复杂的含义，从满意到愤怒都有可能”，现在他俨然已经是其中的一分子。

    粗粗一看，他的气质与他的中国同事已经没多大差异：很少夸张的表情，脸上常带着微笑，听到惊讶的事情时用的感叹词是中文“哇塞”。在人来人往的办公室里，要费一点眼力，才能把他从满屋的中国人里挑出来。

    在2004年时，范德沃特想不到自己2014年还在北京。尽管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外国的月亮分外圆，但范德沃特所认识的那些“外国月亮”，很少能在中国工作一年以上。

    一位比范德沃特早来两年的法国建筑师对他说了自己的故事：在做杭州的一个商业项目时，他设计了一个抽象的星星形状的广场，他希望广场是红色的，因为设计灵感来自五星红旗。

    客户对设计本身很满意，后来考虑到这样的设计“可能会敏感”，方案被否决。不管法国建筑师如何争取，他的设计还是被毙了。后来，这家伙干脆根据盲文“I want to be red（我想要红色）”重新设计了一个广场，没有再费神跟客户讲述他的理念。

    结果这个广场就好好地造起来了。

    虽然如此，这位法国建筑师还是感到了挫败与无力。描述自己的心情时，他对范德沃特说了一句常用的、非常中国式的中文：“没有办法。”

    到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范德沃特没有作品中标。他的合作伙伴陈先生安慰不明所以的他说：“可能你的设计图纸不适合中国市场。”

    约翰·范德沃特不大理解陈先生的话，却对“客户”在中国的力量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里，建筑师的地位与预想的完全不同。就算要建造的是公司总部，客户也希望建筑师能把它设计成“国际地标”。但当范德沃特真正开始设计的时候，新颖的角度往往不断遭到否决——这种否决很少有商量的余地。

    他倒是学会了另一个中国成语：叶公好龙。

    最让他惊讶的是，在“客户就是上帝”的情况下，“使用者”几乎不在建筑师的考虑范围内。

    “要成为一个好的设计师，你得去听，去看，去了解周围的一切。”范德沃特解释说，“我不可能坐在阿姆斯特丹的办公室里，就设计出一栋给中国人的大楼。”

    这个荷兰建筑师总是随身带着工作笔记，在北京坐地铁上下班，在节假日随便登上一辆大巴车就坐到终点站，走到哪里都观察着周围的人：他所设计的大楼就是要被这些人使用的，他们需要的是怎样的建筑呢？

    来中国不久，一个3.6万平方米的学生公寓项目被交到了范德沃特的手上。客户要求：4个学生住一间15平方米的宿舍；男女宿舍界限要严格划分；最重要的一点，让大学校园整齐划一。

    设计过程中，因为发现学生们对学校建筑的感觉是“很不人性化”，于是他把客户的意见放在了一边。最后交出的方案是两栋“L”形的大楼，中间围起一个庭院；两栋楼之间用连廊相连，共享基础设施；每间宿舍的阳台，都是半个突出的模块，这使得每一间宿舍都各不相同、自有个性。

    评委会上，范德沃特得到了赞誉：“数你的设计最出色！”

    但出色的设计一下就被否定了。校方的反应再简单不过了：它的风格与校园整体风格不协调。

    另一个幼儿园的设计项目被否决的理由更加简单：费钱。哪怕其中最费钱的那部分，是想给孩子们建设一个类似露天剧场模样的、可以自由学习和玩耍的空间。

    除了范德沃特，似乎没有人为这些项目的失败感慨太多。在中方公司的年会上，老板用“低沉、洪亮、自信”的声音宣布喜讯：“在过去一年里，我们为13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绘制了图纸，比去年增加了12%……每个人都该问问自己：客户想要什么？”

    范德沃特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客户的意见最重要？为什么最让他们激动的是数量？为什么没有人关心建筑设计的质量？

    在自己的工作笔记中，范德沃特记录下了西方建筑师的“水土不服”：“很多建筑师来到中国的原因有两个。首先，与西方相比，中国能够提供更多的设计机会，这很诱人。其次就是，这里对外国的建筑有好奇心。但是，如果设计真的投入建设，他们肯定对建成的建筑的质量有愧疚感。”

    他开始如许多在中国的“老外”一般，在语言、文化差异之外，感受到更多的无力感和不确定性。